为什么解放前人们把石油叫洋油”？还得从当时中国的石油现状说起。因为在1904～1948年的45年中，旧中国的累计生产原油只有278.5万吨，而同期进口“洋油”2800万吨。从1867年美国开始向我国出口“洋油”开始，随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洋油”。“洋油”的倾销垄断了中国市场，阻碍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当时的石油大部分是从外国进口的，所以叫洋油。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党和政府格外的重视石油工业的发展。因为石油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国家没有独立自主的石油工业，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等很重视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通过工作接见、会议宴会、请到家作客等多种形式频繁接触，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贵宾，关注关心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激发了科学家们的爱国热情和拼搏创新精神。
外国专家说，中国贫油。怎么样才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找到石油？、周恩来想到了李四光。他是 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必须让他的智慧为祖国服务。
1949年4月，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李四光赴欧洲从事地质考察和学术研究活动，由于国内缺少从事科研的门槛，李四光便留在了欧洲。接到郭沫若的信后，他冲破重重阻力，满怀着惟图国强、不谋己荣的爱国情怀，携夫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几经周折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1950年5月6日用自己的车把他接到北京。
1950年5月，李四光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2年的一天，尽管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的大事日理万机，仍然在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谈话中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最让李四光感到意外和非常感动的是，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有一天，在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李四光回答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向、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不移报国之情。按照的石油普查决策，60多岁的李四光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他以自创的地质力学为理论基础，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是找一个而是要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他找油的指导思想是，先找油区、后找油田。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过《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1955年春，他担任了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指导了石油找矿工作。特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先后突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信心，指出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是可靠的，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勘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寻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6年2月26日，和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又听取了康世恩和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李聚奎关于石油情况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关于石油的生成和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又问在中国怎么找油。
听完汇报后，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一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啊!”
当康世恩汇报新疆、甘肃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带时，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啊!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提出要找楼房式的（多油层）油田，还提出要给石油工业增加投资，配备干部，在全国各地多打些探井。的这些指示，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月6日，陈云又召集有关人员讨论落实的指示，加速石油勘探的问题，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大油区。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进喜，1923年10月生，甘肃玉门人，他干工作一贯积极努力，有一种争上游的精神。1958年7月，王进喜在玉门油田时首先提出“（钻井进尺）月上千（米），年上万，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1959年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新纪录，一年的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门油矿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
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
到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主席亲自批准并调集3万名转业官兵参加大庆石油会战。
王进喜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率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赶奔大庆。王进喜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找到调度室首先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
面对重重困难，王进喜对大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能上，不能等；只准干，不准拖！”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安装起来。连续苦干三天三夜，王进喜没离开车站和井场。行李放在老乡家，一次都没去睡过。房东赵大娘看见王进喜这样拼命地干，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会战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号召全油田职工“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
王进喜爱读毛主席的书。他说：“学会一个字就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他还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没油是最主要矛盾。”要开钻了，但因当时水管线没接通，罐车又少，供水不足。王进喜就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脸盆端了50多吨水，保证萨55井开钻。
“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王进喜说过不止一次的话。他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昏了过去。醒来时一看几个工人围着他抢救，井架还没放下来，就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说完站起来继续指挥大家放下架子、搬家。队友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出来，回到第二口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他们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比重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就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全队工人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
到1963年底，大庆石油人通过三年的石油会战，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同年12月，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能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1964年1月25日，在会客室，、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汇报。汇报后，主席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
1964年12月26日，是71岁生日。生日宴会的主题是招待劳模，这其中无疑饱含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们都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
同一桌就坐的还有。高兴地说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席间，问读了几年书。听回答“3年小学”后，他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当谈到大庆时，对王进喜说：“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
石油会战的辉煌战绩，使无比激动，仅在1964年一年内，就多次会见李四光，每次见到李四光，的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在北京厅单独会见李四光，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
这一年的某一天，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演出结束后，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把他领进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也先后到了。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
后来李四光多次深情回忆起他与的几次见面，他曾对女儿李林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细致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就在这一年，主席对“工业学大庆”做出了23处讲话、批示、谈话，对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探索、大庆石油会战所提供的宝贵经验和实践，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主席再次发出了号召，要鼓起劲来，学习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的经验。
1969年5月19日，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代表时，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和李四光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天体、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对李四光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能找几本书给他，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几个方面的资料呢？”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以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为了节约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细地整理了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李四光一连写了7本书。李四光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然后呈送给。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它也是李四光晚年很重要的一部著作。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
1969年4月，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亲切接见了“九大”代表铁人王进喜。大会休息时，作为主席团成员的王进喜从第一排前面经过，正好周恩来看见他，就向身边的介绍说：“那个就是大庆的王铁人”。听了特别高兴，向他招手微笑。周恩来赶紧招呼王进喜过去。王进喜虽然以前曾受到几次接见。但遗憾的是没有握过手。1959年“群英会”合影时，王进喜就站在身后，此刻，要见他，王进喜激动万分地迎上去，双手紧紧地握住那温厚的大手。慈祥地望着他，周恩来在旁边热情地介绍着。一股幸福的热流温暖着王进喜的身心，他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央委员身份检阅队伍。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为中国石油而战，奋不顾身，积劳成疾的铁人王进喜，年仅47岁英年早逝。他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石油工业，他身上所体现的铁人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科学家李四光、石油工人们战天斗地，又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仅用20年的时间，不仅甩掉“中国贫油”论的帽子，1973年，我国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